关于“桃花源与乌托邦”的对话

对话者：李曙光（艺术家）、关志民（美术学博士、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美术系终身教授）关志民：这次回来，从北京到上海跑了一圈，看了不少当下的作品，感觉中国的当代艺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还是有自己特别的面貌的，虽说是被西方艺术界作为主流对照物而给予特别推宠，并非中国艺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显得有些表面化，但必竟是开了个头。李曙光：对，从上世纪“85美术新潮”时拿西方的现当代艺术给中国人看，到上世纪90年代拿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符号给西方人看。这一拿一送，总算走出去了，这也是一种必然的过程吧。关志民：从你的作品中，我感觉有很大不同，没有这“一拿一送”的痕迹，精神性的突出是一个特点，有一种很深的“彼岸”情结。李曙光：我对价值意义追求是真诚严肃的。当然现阶段国内不少作品以“玩”的面貌出现，这与改革开放后，虚假的崇高价值意义的轰塌有关，艺术终于走向了崇高价值意义的反面。玩世、泼皮、调侃成了当代中国艺术的一个流行式样。这里也并非都是为了迎合西方对中国的概念化理解和期待，这确实是这个转型时期的反映。但我觉得这个对价值意义的消解只是一个过程。中国是个文化大国，只靠消解是不能构建当代文化体系的，重构才是终极意义。我一直觉得中国人缺少对终极意义追问的宗教精神。我可能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这种忧虑情怀在作品中有明显的流露。我一直对一个场面非常感动：将来有一天，地球不能生存了，人们乘坐未来的太空“诺亚方舟”永远撤离地球不得不去茫茫不可知的外太空寻找新的生息之所时悲凉的感怀场面。关志民：所以，你的作品叫“桃花源”系列，有逃避到世外桃源的诉求。其实，逃避是对现实的深刻反映。李曙光：对，逃避不是沉浸在自己的小情小调中去喃喃自语，只关注自身小感受的喃喃自语不会有出息，将逃避变为对现实命运的终极追问，具有深深的怀疑和批判精神，这样胸怀就不一样了。关志民：有点沉重了，说点轻松的。我觉得你作品里有种很逼人的神秘、凄美的感染力，而且很有东方意味。李曙光：我喜欢草间弥生和宫崎骏的作品。东方人较西方人对凄美和灵境有着异样的敏感和细腻。我觉得我自己也较具有这种敏感的特质。对古典唯美主义的颠覆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一门功课，必须要做。但为颠覆而颠覆终究令后现代主义陷于一个死结，自己也解不开了。后现代主义的各种尝试及乎都走到了极端，下一步怎么走，我很困惑，想必很多艺术家也很困惑。基于这种情况，我将我过去很观念的创作理念，稍作调整，往情感方面靠靠，忠诚自己的感情，做一些质朴、自然的选择。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第52届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罗伯特·斯托先生对这次双年展作了很大的改革，他决意截断威尼斯双年展数十年来主题先行的传统，更加尊重艺术家本身的具体感觉。我觉得当代艺术主题也好、观念也好、感觉也好，并不互相排斥。没有观念，作品解决不了问题，而没有真诚的感觉，作品干巴巴的流于概念和符号而没有感人的精神力量。关志民：在你的作品里，有符号的因素，也有凄美的情感和神秘的灵境。李曙光：我从事时尚行业十余年，在时尚行业有个“混搭”概念，我将这一概念运用到艺术创作中，使作品加强了感受性和观念性的同时。也增加了作品的多意性和多解性。关志民：你的作品中桃花、梅花、迷彩等符号就是“混搭”在一起的，但不觉得生硬。李曙光：我也用符号，但我努力营造一个空间，一个情境，用很深的情感将符号溶合在一起，尽量表达对“世外桃源”里的幸福时刻的不安和脆弱感。这也许正是当代人们的精神之痛，才导致了终极追问的缺失和现世及时享乐的自我精神麻醉。关志民：其实你的作品在严肃冷峻和凄美的氛围中有时也有些调侃戏谑的成份。李曙光：喜极而泣，悲极而乐，严肃之极便生幽默。这是幽默而不是滑稽。